李真真 黄小茹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摘要：大量撤稿事件频发，严重损害中国科学家形象的损害并产生恶劣 国际影响。集中于医学领域的此类学术不端行为长期以来被忽视以至于泛 滥成灾提示我们反思制度层面：专业化管理的缺位已经成为科研诚信规范 管理的一大掣肘；科学道德精神及其行为规范远未内化为科学实践主体的 内在价值追求和习惯性的行为取向；单位制度悖论的存在成为单位组织及 个人寻求机会成本的诱因。政府主导的科技评价通过依据评价结果的资源 配置方式以及行政隶属关系，渗透于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量化的评价体 系对科研人员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推动了算计文化的形成，形塑着我们 的学术环境，成为我国现有评价与激励机制难以憾动的根本原因。本文认 为，改革我国科研评价体制与激励机制，促进良好科研环境的育成，将成为 "-3前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撤稿事件，科研诚信制度，评价与激励机制，科技政策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524／j．cnki．10—1009／93．2017．03．10

一、问题的提出：从撤稿事件谈起

2017年4月21日，国际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 Group)宣布，撤销该集团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2012— 2016年间发表的107篇论文。施普林格表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文章 涉嫌同行评审造假。

学术期刊撤稿是科学研究共同体的一种自我纠错和净化机制。期刊撤 稿时有发生，但此次撤稿非同一般：在同一期刊上同时撤稿107篇且被撤论 文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据称，“此次撤稿的规模之大，创下国外学术期刊 单次撤稿量、单期撤稿总量、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等多项纪录”[1]。

撤稿事件引起国内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国科协第一时间会见了施 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一行。中国科协在会谈中提出 撤稿事件中的主体责任，指出，作者和“第三方”中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出 版集团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比1。 该会谈内容一经报道立刻引发各种观点的争议。

实际上，撤稿事件还应前溯至2015—2016年问。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爱思维尔集团等国际出版集团先后撤销其旗下的期刊论文，其中约117 篇为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中国学者发表论文连续遭遇大规模撤稿，且同因涉嫌同行评审造假，尤其2017年的撤稿涉及2012--2016年间发表的论 文，这不仅表明了学术不端行为的长期存在，而且揭示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新动态，更为严重的是，它提示了“同行评审造假”在我国科研领域已形成“灰 色产业链”。 撤稿事件引发社会问责。在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发声作者、第三方机构、 期刊有不可推卸责任，并表示加强信用管理、承担处罚责任的同时，期刊和第三方机构选择了沉默。而一些涉案作者感到委屈，他们感到被第三方卖 了，质问期刊为什么不监管，并且自怜没有时间写论文但职称晋级的硬标杆就是论文。这一事件让学界蒙羞和感到愤怒，他们集体发声，谴责这一有失 诚信的行为，要求严惩涉事作者，同时再次引发了对我国现行科研评价制度 的反思甚至猛烈抨击。

撤稿事件中的涉案作者大多为临床医生。舆论对于这个群体中发生不诚信行为表现出了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是谴责与担忧。医生是一个高道德要求的职业，不诚信行为导致公众的担忧以及对涉事医生的不信任。另一 方面是同情与无奈。以论文发表衡量临床医生水平和价值的评价制度，导 致这些涉事医生“铤而走险”。由此引发的深层追问是，学术不端行为归根 到底是个人原因还是制度原因所导致?

这一看似简单的二分问题，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嵌套的深层问题。 这使得当我们深究“谁该负责”时常常陷入难以破解的怪圈。毋庸置疑，涉 案作者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发生学术不端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罚。 但涉案作者的委屈表白不仅反映出他／她们对于科学的社会规范的无知，而 且反映了我国科研诚信教育的不足与缺失，更重要的，表达了面对现行科研 评价制度的不平与无奈。

多年来，有关现行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的讨论和批评不绝于耳，但收效甚微。2017年6月14日，科技部、教育部、卫计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中国科协就施普林格旗撤稿一事做出初步调查回应，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处理措施外，还特别强调，“将以此次撤稿事件为契机，深化科研评价制度 改革，强化以‘品德、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导向，更好发挥指挥棒和 风向标作用”。并宣布将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展职称改革的试点Ⅲ。 由此不难看出，改革我国科研评价体制与激励机制，促进良好科研环境的育 成，将成为当前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治本之策。

2017年7月27日，科技部、教育部、卫生计生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中国科协等部门联合召开《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调查处理情况新闻通气会，向媒体通报核查结果，并强调对涉案作者将由其所在单位按照统一处 理规则，区分其参与论文造假的具体情节给予处理。其核查结果如下：

107篇论文中，有2篇论文系《肿瘤生物学》重复发表；1篇系《肿瘤生物 学》期刊自身错误撤稿，作者没有过错，《肿瘤生物学》已公开澄清；101篇存 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问题，其中95篇由第三方机 构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6篇由作者自行提供虚假 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这101篇论文中，有12篇系向第三方 机构购买；其余的89篇由作者完成，经学术评议认定，其中的9篇存在内容 造假，其他80篇系作者完成、内容未造假。这107篇论文共涉及作者521 人，其中11人无过错，486人不同程度存在过错(这486人中，102人为主要责任人，70人为次要责任人，314人没有参与造假)，其他尚待查实的24人 将按程序先纳入科研诚信“观察名单”。[4]

鉴于大量撤稿对中国科学家形象的损害及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政府部 门的快速反应前所未有。但是，如果将对撤稿事件当事人的处理视为“尘埃 落定”无异于舍本求末。撤稿事件揭示了需要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为 什么此类学术不端行为长期以来被忽视，以至于泛滥成灾?二是为什么此 类学术不端行为集中于医学领域(并不是说其他领域不存在)，涉事作者大 多为临床医生?显然，前者反映了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约 束，后者体现了现有的激励机制导致的行为反应。而对这样两个问题的追 问无疑将我们引向制度层面的反思。

二、我国科研诚信制度化及现存问题

科研诚信的制度化始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系列违规事件 的被披露，科研领域的诚信问题受到关注。1981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 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调查与监督分会”就生物医学领域发生的科研不端行 为召开听证会。之后，美国国会责成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制定和推行防范 和惩戒科研不端行为的法规、政策和指南。1988年美国发布《联邦登记手 册》，第一次对科研不端行为作出政策界定。从此开始了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进程。

美国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建设方面的一系列行动具有全球性影响。从科 研诚信制度化进程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20世纪80年代着力 于制定科研诚信规范，建立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程序及规则。(2)20世纪 90年代对科研诚信规范教育的重视与开展。“预防为先，惩罚为后”的治理 理念推进了科研诚信教育制度化，设立科研诚信课程，科研诚信规范成为大 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3)21世纪初对科研和学术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 关切。随着从科研环境人手控制和解决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理念成为国际 社会的基本共识，营造和培育倡导负责任行为的科研环境成为科研诚信建 设的重要内容。由此形成了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三大内容：惩治——建立 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机制；预防——设立科研诚信教育制度；保障——培育 有利于负责任行为的科研环境。

中国科学家对科学诚信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 年，邹承鲁等4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致 函《科学报》(《中国科学报》前身)，建议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 论。1993年邹承鲁等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撰文《科学报》，呼吁尽快制 定“科学道德法规”[5]138。然而，我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却严重滞后。 

我国的科研诚信制度化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6年中 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分别设立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院士群体内 部强化科研诚信规范管理。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正式成立，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受理投诉和举报暂行 办法》独立开展科学基金监督工作。 

21世纪初我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 得成效：一是形成科研诚信规范体系。包括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技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 法》等；政府法规，包括形成了一旦生效就“必须遵守”的部门法规，以及意 见或决定、伦理准则、诚信规范、指南等文本形式的部门管理政策；教育和 研究机构依据上级行政隶属部门要求制定的相关政策；专业学会、学术出 版等的规范要求等。二是设立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包括国家部委层面的 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教育和科研管理部门或机构设立的科研诚 信建设专门委员会制度，以及在生物医学研究和应用机构设立的伦理审 查委员会制度等。三是建立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包括教育和科研管 理部门、资助机构等依据其职责建立的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教育和科 研机构、学术期刊等依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对机构内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 实施查处。 

经过20年的努力，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安排。但问 题是，为什么这样的制度安排对学术不端行为仍然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从 这个问题出发，笔者反思我国现有科研诚信规范制度，认为主要面临三个方 面的问题。